困…

3a.m.

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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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兜轉轉之間，很多事令我感到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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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呂大樂﹕我的「昔日情懷」

(明報)2010年2月8日 星期一 05:10

【明報專訊】編按：1月19日，《信報》刊出學者呂大樂的文章〈衝擊立法會    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當中提及「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    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1月31日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撰文〈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指出呂大樂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本版思潮專欄今日特刊出呂大樂的最新文章。

月前在《信報》發表一篇短文（原來的題目是〈一個關於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的問題〉，但由編輯改為〈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引起了一些討論，更有不少批評。在此我打算對自己的一些想法略為說明一下，中間或會對個別評論作出回應，但限於篇幅，不可能就每一位評論人的意見逐點討論，希望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會介意。

上星期沈旭暉以〈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為題，撰文指出本人舊思維、舊框條的落後，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重要的是，讀畢全文，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而文中五大要點，乃新近學術發展情報，眼界大開之餘，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坦白說，我的確覺得，我們正在放棄好些本來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好的社會元素、處事的態度與方法。而我覺得可惜是，現在很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否定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很討厭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    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我的疑問是：這樣做值得嗎？如此不惜一切，有必要嗎？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我在自己文章裏自認保守，主要就是這個意思。

我的「昔日情懷」可以分開不同方面討論，就讓我從最簡單的組織與動員的問題開始。

動員社會運動

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

我們看待事物的態度、方法是會受到個人成長經驗所影響；我會承認，我的成長經歷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我年輕的時候，大部分活躍分子都會認為有需要為自己有份發動、組織的行動、運動負責，因此每次大型公開行動都設有糾察隊，維持秩序（即以大家事前認同的方式、手段，來爭取共同的目標）。若有不同意見者，一是接受已決定的抗爭方式，暫時放下分歧，以一致行動進行抗爭，不然就是脫離組織，另行在另一個機會發動行動，各自以不同方式進行抗爭。那時候，大家覺得在行動的過程之中，總會有政治部的人滲透破壞，於是對於過程中的很多安排都小心翼翼，以防人群中個別人士（無論是「自己人」還是破壞分子）有所的小動作，而礙了大事。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安排，那時候的行動總是四平八穩，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沒有什麼驕人的成績。但行動的組織者會為行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大小事情，負上全責。因為要負上全責，如何保證行動能有秩序地進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對於沒有跟從早前集體決定而鹵莽行動的，會劃清界線。

有人批評我這類想法是列寧主義思想，不合時宜，更有打壓個別參與者的個人自發之嫌。年輕朋友對組織化的行動甚為抗拒，作為他們的選擇，我無話可說。我想指出的問題是：在動員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怎樣從推展運動的角度來估計社會大眾對整個社會運動的一舉一動的看法。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主要發起團體、大會發言人如何界定他們需要負責的範圍，而是絕大部分不懂後現代論述分析的普通市民會怎樣看待過程中所出現的激烈行動、手段。是否需要為某些行動負責，這並非發動運動的人士、團體主觀上想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是面對整個社會，進行抗爭時必須具備的策略意識。

據我了解，在圍堵立法會的行動中，運動內部就曾經對於行動的方式、抗爭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有過辯論──至少我曾收到一封電郵，指我在不了解實情和不知道有人曾經嘗試阻止衝擊行動而提出批評，有欠公平。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部分組織者對需要負責的範圍的問題有過思考，並不會因為市面上有些什麼理論，便可以將問題放到旁邊。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有過辯論，但最終衝擊議會大樓的行動仍然發生了，則責任的問題還是一個有待處理的議題。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自己的主觀感受或提出的解釋，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種種行動和動作。如果組織者堅信需要統一行動的形式與步伐，清楚界定整個運動的性質，不怕犯上「政治不正確」的罪名，敢與企圖騎劫運動的部分參與者劃清界線，那就算在行動的過程中發生了阻止不了的衝擊行動，運動也不因此而被轉移焦點。問題是，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參與人士於事發之後，問：問題是誰先行不義（意思應該是既然你不義在先，那麼我的激烈行動又有何問題）？我們阻止不了他們，那難道要為此負上責任嗎？擲膠樽的是何許人也（有可能是卧底），仍未清楚，那麼我們又要為此負責？對很多市民而言，他們不會跟你將行動中的不同元素區分開來；在他們眼中，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與此同時，個別行動、動作亦會影響他們對運動的印象。發起行動的團體要自辯的話，只得兩種方法：一是跟某些參與者劃清界線，二是為一切負上責任。阻止不了、傳媒放大（這應該是組織者一早已能預見的事情，而組織者亦十分明白，個別參與者是會在傳媒焦點之下，特別活躍和激動）等等，其實都不是解釋。

史泰祖與葉劉淑儀    的例子

沈君當然不會同意我的看法，還舉了一個例子，指我自己也不會為小部分人的行為負責。他說「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行動』。起碼在當時。」

首先，沈君將史醫生支持葉劉淑儀參與補選和後來兩人合作一起參選兩事混淆了；如果曾引人關注的，是前者而並非後者。更重要的是，就前者一事，新力量網絡只向外界澄清：「新力量網絡乃一所無政治黨派傾向的民間智庫組織……基於組織的性質，本會從來不以組織名義支持任何候選人參與任何層級的議會或其他政治機構的選舉。一直以來，就算是會員參與選舉，亦一概不會以組織名義支持參選。」但基本上沒有否定個別會員以個人身分有權以各種形式參與選舉活動，因此儘管外界及會內有人表示不滿，也沒有嚴厲譴責史醫生。

所以，沈君所舉的例子，正好說明我對責任倫理之重視。因為當時會內並無規定會員──包括主席──不可以以個人身分參與選舉相關的活動，我作為副主席便不可以不按規章去處理個別會員的行為；既然事前缺乏預見能力，那便唯有一力承擔，面對組織內外的壓力與批評。當時在很多人眼中，這就等於我認同了他的做法。對我這類強調規範的人來說，絕不能因某些後果而繞過規則辦事。整個組織有所疏忽，就只好硬著頭皮哽下去。事後我們修改了會規，主席不可以任何形式（包括個人名義）提名候選人。必須注意，新增會規所規範的正是接下來當主席的我。

我想說：這就是我的「昔日情懷」，而沈君應是難以明白的。對我來說，由於事前未有規定，到出了問題之後，也必須堅持公平處理，不能因內外壓力或意識形態而不依規條做事。那「百分之二」，我哽了。同樣重要的是，對朋友要有情有義。當初沒有說明不容許的，朋友做了，對自己造成不便。但我們也不可以為此而反臉不認，甚至落井下石。在這些問題上，我自認是百分之一百「愚忠」的。

如果親中派

衝擊以泛民為多數的議會？

這帶我們到了另一方面的問題：發起圍堵的團體最有力的自辯，應強調是當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均屬和平抗爭，沒有半點衝擊立法會的意味。可是，由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口中，我們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一切和平，完全沒有過激；另一則是承認有些過激，但不是問題（例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或時間過了火位，不應因此而否定「百分之九十八」；或者已嘗試控制場面但不果，那麼便不應算帳；又或者「百分之二」的肢體衝突，竟然給傳媒放大、扭曲，問題在於媒體，與運動無關）。兩種聲音互有矛盾，至今仍未見到統一的說法。

如上面所言，最有效的自辯應是種種行動都是合情、合法、合理。以沈君的說法，根本「不存在衝擊Vs被衝擊」，而理論基礎是「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我必須 認，自己完全不懂以上這句理論上應有重大政治意義的金句的意思。我的提問很簡單：假如當晚發生的是由親中和建制派搞出來一模一樣的行動，來衝擊一個以泛民為大多數的議會，我可以接受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否定的原因是，從制度的角度考慮，我們不應以參與行動的人士及團體的意識形態來判斷什麼是可以或不可以；制度、秩序、規範的建設不能以選擇性的方法來處事。這也就是說，假如我認為當晚所發生的一切行動均可接受，那麼我也應該認為政敵以同樣方式來衝擊自己支持的議會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規範保護敵人，但也保護我們自己。若然今天我們輕易放棄，日後給人運用來對付自己所支持的議會時，將後悔不已。

很多人說在議會大樓外面進行衝擊不能看作對議會政治倫理的挑戰，有些甚至覺得這樣做也只不過是邀請鄭汝樺    跟群眾對話的身體語言而已。我自問對議會是有很強烈看法的，而我真的視一眾議員──儘管對他們的表現有很多不滿──為尊貴的議員。他們的尊貴不在於身分地位，而是就算我怎樣不喜歡他們的政見，還是認為他們不應受到任何威嚇（當然一定有人反駁，當時大部分參與者心平氣和，議員和官員不可能覺得受嚇），影響議事。在立法會大樓外請願、集會、抗議，這當然沒有問題，但要衝入議會大樓，則是另一回事了。說搬開鐵碼不是挑戰警權，而是因為它們阻礙群眾的行動，那是強辯。說當時的衝擊行動沒有任何意圖，純粹表達情緒，別無其他，我也覺得難以接受。

我情願參與者告訴我：做了又如何！當晚所發生的一切，都屬於和平的行動。我覺得面對這樣的解釋，我們還可以將問題交由社會大眾來決定。假如市民都認為日後在其他情况發生相似的事情，警察亦毋須處理的話，我當然也會接受這種對秩序的新理解。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對衝擊議會的動作很有意見。

衝擊行為 值得認真對待

而衝擊行為之所以值得認真對待，倒不是當晚所發生的事情。論對整個抗爭運動本身的影響，衝擊行動或者能夠激化一些參與其中的人士，但並不是「喚醒」了沉默的大多數；而更激動的動作，相信只會將本來同情運動的旁觀者亦嚇跑了。但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這時一定會出現激進的一翼，認為只要行動再升級，便可以迅速扭轉形勢。而在這時候，建制的另一方面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容許對方公然進行衝擊。政府及警方要想辦法防止同類行動出現，倒不是因為如某些報章所言鷹派當道，而是它們內外受到壓力（例如前線警員會問他們日後如何以同樣的方法和態度來維持秩序），會嘗試通過打擊及其他強硬手段來提高參與者的參與成本；這一點是所有組織者、參與者、評論人都應該注意的。我關心的，不是那批衝擊議會的人士──他們不怕犧牲，對一切後果，應在預計之內。况且未能完成整套激進的動作，相信他們也很難放下心頭大石。他們早下決心，只有繼續，很難停下來。問題是站在他們後面的快樂抗爭人士，在一個群眾衝突的環境與氣氛底下，於毫無準備之下捲入其中，便可大可小了。當晚沒有發生，並不等如沒有潛在危險；日後再有行動、衝突，同樣的情况與可能性一定會發生。而來自建制的反擊，一觸即發。

當然，我的觀察、分析不一定準確。但假如我衷心認為潛在上述危險的話，我便有責任提出警告。別人怎樣看待我所提出的警告，我並不在意：講出了要說的真心說話，我已完成任務。有來郵指摘我的言論是為了特區政府、警方未來的打壓行動提供一種合理化的藉口，幫忙策動反動言論攻勢，我也不覺得怎樣──大概是讀得太多建構理論罷！但必須承認，過去幾星期所感受的討論氣氛，確實混身不自在。這與我所說的「昔日情懷」有關。

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後」？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討論環境，一向存在山頭主義、小圈子等等。但不理想還不理想，總不會將人分類，然後界定立場，往後一連串猜測：問你有什麼企圖？背後有何目的？究竟站在誰人的一方說話？在過去這一段日子裏，深深感受到這一種猜疑情緒的蔓延。首先，是《蘋果日報    》署名「本報記者」所寫的一篇「特稿」，報道我已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後」。如果讀者有細讀那篇特稿，不難發覺該記者並無透露消息來源，亦無向我求證。讀報之後，我翻查自己手機「未接電話」的記錄，也沒有這樣的來電。有朋友向我了解，我的答覆是：這是當前香港社會「新聞創作」的最高表現。至今我仍不知道這是一項什麼研究，也沒有等待這項委託的來臨。自己手上有兩份書稿正在趕工，卻給人一種生活清閒，等接項目的印象，這要認真檢討反省。

我沒有新聞工作的訓練，不敢說這樣的報道不夠或甚至是違反專業；這要交由新聞界的朋友分析。但有趣的事，本地其他報刊也竟然覺得毋須在向我確認的情况下，引述這樣的「新聞創作」資訊，繼續傳播。至於一些專欄作者，亦樂於引用這段消息，寫出各種各樣的道理來。再發展下去，便在某些圈子之中，有很多聯想；而最容易做的，就是界定我被收編，拿特區政府的錢，計劃將來接受委任之類。從此，這個人已歸類，而他的意見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的潛台詞、意圖及意識形態。

眼見這種猜疑情緒在香港社會蔓延，覺得很可憐（我指這個社會變得可憐）。沈旭暉文章的其中一段，正是這種猜疑情緒的濃縮精華版本。他寫：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    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講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

這一些文字就是時下的一種典型，由猜疑到猜疑，由歸類到定型，然後有所判斷，下個結論。關於政府委託研究，前面已解釋，在此只想多說一句：一個研究單位接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這本身沒有問題。只要是能夠保持客觀、中立，不受委託人影響撰寫報告，而報告又可公開發表，我不覺得有批評的必要。我不是受委託的學者，不等於接受委託的研究員就是壞人，他們依附權貴。對人對事，要講公道。

我在《信報》發表的文章，在作者名字旁邊附上「四代香港人作者」幾個字，其實是編輯未經我同意之下加插的。事後我沒有向編輯追究，一是因為資料上沒有出錯，二是我相信讀者和我一樣，以平和的心情去了解別人的意見，沒有必要太多想像、解讀和建構。明顯地，沈君另有一種解讀的方式。對此我也有應付的責任。跟家中第一代長輩談起近期的小風波，她即時的反應是：「那你應該先反省一下平日待人接物的態度，要認真做好教學、研究，否則人家何來這種印象。世上哪有這麼多誤會。」在這個意義上，對沈君的意見，我會視之為忠告、提點。

那份猜疑 我不敢認同

但在忠告、提點的背後所存在的那份猜疑，則我是不敢認同的。而這個問題並不限於個別作者，而是一個普遍現象。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我們變得愈來愈講求「政治正確」──對人對事，是一早區分態度、立場，進行分類；而另一種表現，則是放棄了仔細詳盡，反覆思考辯論的討論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語言（例如很快便由討論上升至追問究竟有無勇氣、決心的政治表態）。在現有的政治環境底下，大家坐立不安，心急浮躁，這可以理解，但事事猜疑卻不值得鼓勵。

這剛好回到文章初段所提出的問題：我相信很多市民（包括我本人）對現時香港特區管治都有很多不滿，認為需要改變。在尋求改變的過程中，障礙重重，速度緩慢，成效不大。這樣的局勢底下，出現各種訴求、主張，完全可以理解。但在爭取更快更大的轉變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激烈的言論，我覺得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例如有人認為我所主張的議會政治倫理在現存建制底下，已經沒有意思；一個不義的議會所作決定，市民沒有必要接受。另一種意見是，因為這個議會根本不能真實反映民意（例如轉換計算選票的方式，泛民才是大多數），用任何手段進行衝擊，都不是問題。在我看來，這些說話都是講大了：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覺得絕望的制度，所以只有徹底否定才有希望，這些講話的策略含義只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否定現存有限度的議會民主。我認為這條路線是危險的。

我知道這句說話會引起很多讀者大笑，但我的而且確認為香港的民主──儘管是有限度的──得來不易。它不是英國    雙手奉上，也不是北京    恩賜，而是長年鬥爭的成果。它不盡人意，更應更快走向更民主，但未至於需要全盤否定。或者我比較悲觀，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因為看見議會及其規則愈來愈不受尊重而心痛；它絕不介意出現亂局，更不介意極端保守主義抬頭。很多人以為跟北京角力是一場博弈，我則在另一篇短文裏提及，它是一個絕不介意在一個殘局中慘勝的莊家。對我們來說，它的慘勝可能是香港的悲劇。

或者這個制度、這個政府都很討厭，但我仍然相信我們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在規範底下進行鬥爭──從爭取每一個議席到組織「七一遊行    」之類的和平示威──不會立即解決問題，但也不見得是寸步難行。改革之路從來都是又長又彎。

作者是香港大學    社會學系教授

轉貼：周日話題﹕批評的知性和德性——回應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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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周日話題﹕批評的知性和德性——回應沈旭暉

(明報)2010年2月7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呂大樂教授早前發表《衝擊立法會    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引起很大爭議。筆者對文中觀點也不以為然，特別是它將激烈行動有加劇趨勢，以及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都當成示威者要負的責任，要處理的問題，而不追究管治階層及政經權貴等禍首。他亦沒有趁公民社會充滿激情時，替讀者充權，補一補社會學的理論課，讓大眾明白真正的暴力不在傳媒聚焦的衝突場面，而是深藏在各種不公義的文化和制度內，並透過各種社教化過程，使受壓迫者以為問題出在自己身上，失卻反抗不公的意識。

保守歸保守，但不可不知，呂教授長期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在學院授課以外，更將自己對本地社會的種種觀察和心得，化為雅俗共賞的文字，跟大眾分享。可本地學術界就是迷信外國月亮特別圓，貶抑本土研究，呂教授寫那麼多通俗文字，對其學術前途並無好處，他的堅持更見可貴。是故，我們不應將呂教授和功能組別的建制派議員相提並論，後者藉權位謀個人及自己所屬特權階級之私利，不講理不議政，活該受網民挖苦和奚落。呂教授卻是值得尊重的，即使批評他，也不應使用網絡上慣見的語言暴力。若批評者是學術界後起之秀，更應自重，質疑時毋須留情面，但要有分寸，免得招來誤會，以為有人乘機踩低前輩，抬高自己博上位。

批評者的分寸，關乎個人的知性和德性。

讓我們從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沈旭暉在《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對呂的批評中探討此問題。

誇大《奧巴馬    網站》的示範作用

《衝》貫徹呂教授的文風，沒拋書包，沒堆砌術語，分析都出於他對當前社會的個人理解。一篇憑常識寫就的評論文章落在沈旭暉手中，給形容為使用了陳年研究框架，當中五組句子更被抽取出來，套進沈稱為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架構內，當作證據，反反覆覆說明一件事——呂教授過時了二十年。但此等證據，頗有生安白造之嫌。譬如說，沈批評呂的觀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可呂只強調規範和秩序的重要性，並沒排除二者有因應時勢而更新之可能，又怎能說是靜態呢？沈未加論證，便直指呂拘泥於既定而僵化的規範建構中，一點也不公允。

再舉一例。沈引用拉登和奧巴馬的例子，以細胞組織理論質疑呂有關集會主辦者要為少數暴力行為負責的言論。同樣地，沈再以一面之辭代替全面的比較和緻密的分析，輕易將香港民間組織和主流社會互相影響的辯證關係，類同蓋達組織及《奧巴馬網站》所代表的新興組織動員模式。事實上，以美國    保守勢力之強大，奧巴馬上台後不得不多番忍讓的事實來看，前年一次選舉中某種策略發揮了效用，並不足以支持沈所講，非中央集權的組織形態以及組織者與民眾平起平坐的互動關係，已成彼邦政治及公民社會領域之主流。他顯然誇大了《奧巴馬網站》的示範作用。回看香港，在示威者包圍立法會那天，集會主辦者多番呼籲民眾要保持冷靜，進行非暴力但不合作的抗爭。這正好說明大會——至少在策略計算方面——很明白自己所承擔的政治風險。呂教授的憂慮並非沒道理。他只是不太了解主辦者其實有相當清醒的頭腦和豐富抗爭經驗。這跟他的理論框架過時與否無關。沈旭暉在未搞清楚事實前，便憑空引入疑似相關的理論和術語，借題發揮，表示香港的公民社會已發展成熟，組織結構零散而各自為政，有若阿爾蓋達，沒一個大會的權力中心單位要為其他參與者的行為負責。如此，他再得出呂教授觀點過時二十年的結論，通俗一點說，實在太「屈機」了吧！

過時與新興 非二分概念

綜觀《第》全文，不難看出沈旭暉崇尚多元獨立的主體，抗拒官僚體系，抗拒將人和事兩極化。背後理由相信是提倡個體的自主性，怕高度概括性的論述會簡化問題，將小眾邊緣化。偏偏他在文中為呂度身訂造了五個「二元對立」，屢加貶損，自己同時囿於另一種「過時VS.新興」的二元對立思維，有自打嘴巴之嫌。其實，「過時」和「新興」並非兩個劃然二分的概念。一種觀點或理論是否過時，亦不應該是學界中人太關心的事。李天命博士便說過，做學問不是要趕潮流，而是求真。但同情地了解，在學術商品化的催迫下，學界中人多少要順應趨勢，迎合潮流。隨圈中人的時尚做研究，發表偉論，和同行交流、交手，甚至跟官商過從緊密，今時今日都很難非議；但做學問和寫文章還是有一條不應踰越的線——遵守格物致知的道理，更不能為了功名而用粗疏的論證折損他人。

無疑，沈旭暉作了一次反面教材。他應該學一學嶺大講師葉蔭聰。同樣批評呂大樂教授，葉展現了剛正不阿的論理風格，對呂的質疑直率而嚴厲。理性批評不止於以理服人，更要正心誠意。這才是對一個學者真正的尊重。一方面說尊敬一個學者，一方面搬弄理論，似是而非地扣一頂頂「過時」的帽子予人家，還開口閉口以老人家稱呼對方，連稱謂也極盡矮化人之能事，這可不是學者，或什麼廣耕學人所為啊！

文 哲學人民

轉貼：周日話題﹕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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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周日話題﹕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

(明報)2010年1月31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    大學的師兄，

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

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

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

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    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    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

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    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

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

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

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

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1．建構主義﹕

不存在「衝擊Vs被衝擊」

呂老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著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

不存在「議會民主Vs直接民主」

呂老說，「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

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對此Richard Gunther、José Ramón Montero和Hans-Jü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 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

不存在「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

呂老說，「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

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

不存在「激進Vs保守」

呂老說，「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    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    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

不存在「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

呂老說，「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    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    的選舉工程。Facebook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    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

《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和中聯辦    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    中央政策組    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救駕。」呂老和《走向共和》的李老都是慈祥長者，也許作出了同一時代選擇，一輩人一輩事，說到底，我由衷尊敬呂大樂教授。

（作者為﹕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    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統籌及客席副教授．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訪問學人）

文 沈旭暉

編輯 梁詠璋

轉貼：葉蔭聰﹕共同反省「80後」至今的香港社會

呂大樂文章之相關討論：

葉蔭聰﹕共同反省「80後」至今的香港社會

(明報)2010年1月11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一群被視為「激進」的青年，經常出現在電視畫面與報章頭條，在立法會    、中聯辦    ，還有「五區苦行」，他們難被歸入政治光譜，擾亂著「和諧」社會。難怪這幾天，傳媒很急於為「80後」起底。

很多人喜歡把「80後」視為一個新世代，說是社會流動出了問題，二三十歲年輕人無法上位，多少是借用呂大樂的「第四代人」說法；又有人說，是年輕人生於開始變得豐裕的香港，因此，他們追求物質以外的精神價值、社會理想，這大概跟從西方討論「後物質」文化與價值（例如，見Ronald Inglehart的著作）。

不過，在香港，其實沒有人認真地調查過這個年齡層的政治傾向，然而，「80後」已迅速成為一個恍似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概念，有足夠的社會共性，引起人們尋求各種社會因素，解析這個世代的出現。但是，我總是對這種「類社會學」的想法有懷疑。我認識一些參與反高鐵的「80後」青年，但是，很難令我信服他們就是這個世代的代表，至少我在學校接觸的學生大部分不是這個模樣，否則，香港可能早就出現巴黎    六八年學生起義了。

有趣的是，「80後」的厲害之處，正在於缺乏代表性，卻具有代表「世代」的能力。他們雖是特立獨行、與眾不同，以非常規的言行表達了對本土社會的情感，灌注成一個特別的世代面目示人。用一個較學術的說法，「80後」其實是一種運動認同（movement identity），是在社會運動中打造的身分認同，一種身分的論述。

「80後」這三個字，不僅以少成多，更是以小見大，觸動香港的集體社會想像，關鍵在「80後」這三個字。試想一下1980年代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那是官方版本的「香港」的開始。《中英聯合聲明    》欽定了香港的制度與生活方式維持不變，各黨各派對所謂「不變」有不同詮釋，但也約略各取所需，漸成共識。八九十年代，是金融與地產資本界定香港命脈的時代，晚期殖民管治更成為理想範式。即使中途殺出1989年的六四    事件，人心惶惶，香港人也表面亢奮，內裏戰戰兢兢，經歷了最後看似繁榮穩定的「黃金年代」。

看不到改變制度的希望

80後出生的年輕人到底感受到多少？80年代初，他們尚無法為香港前途擔心，九七前，大概也未學懂炒樓炒股票，然而，當他們懂性之時，卻看到由80年代所打造的「香港」是個不怎麼漂亮的神話。回歸之初，已嘗過金融地產所支撐的港式資本主義是如何脆弱，揭開「繁榮穩定」的面紗，不是令人自豪的制度，而是延續貧富懸殊、行政官僚獨斷、大資本家把持的香港制度。北京    政府與本港特權階級拖著香港政制發展的後腿，50萬人上街換到的，是23條撤回、官員辭任、老董腳痛，說明我們只能防守，卻看不到改變制度的希望；因此，「官商勾結」四字，持續濃罩著每一位特首的龐大陰影。在政經以外，回歸後第一件具文化意義的重大工程，竟然是從美國    「借來」的迪士尼    （耗資二三百億），以挽救當時香港的危機。當年有份參與拍板興建樂園的曾蔭權    ，步步高升，注定了不管政府推出任何文化計劃（包括「西九」與一眾文化保育計劃），也難以挽回失落的香港身分。

中產家庭教育 充滿黃金年代印記

回歸以來，如何保住褪色與崩潰中的「黃金年代」，是統治階層終日忙碌的籌劃（project），可是，在過程偏偏又錯漏百出，暴露出「黃金年代」的虛妄與腐敗，這正是回歸以來種種變化的主調。除了積極參與政治的「80後」青年外，大部分同齡人也許對以上的宏觀變動感受還不怎麼深刻，不過，在他們微觀的成長與學習經驗裏，肯定深刻體會到這種主調。近日在網上找到友人蔡穎儀的博士論文，是一個關於迪士尼的香港研究，當中深入探討了香港中產家長如何教導子女。她發現，保護孩子免受外來不良影響，成為中產家長的首要任務，因此，要對孩子作全面監控與規訓，由飲食、身形體重、嗜好、看電視到結交朋友等等皆無一遺漏（難怪香港近年會興起「基督教右翼」）。這樣密集式的親子教育，背後是中產家庭力圖維持階級地位，以至地位晉升的欲望，這一切都充滿著八九十年代「黃金時代」的印記。

港式中產家長的親子教育，與曾俊華    最近在網誌所想像的「第四代人」（大概跟「80後」年齡差不多）互相呼應。曾俊華想像中的「第四代人」渴望「物業會所有什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他勉勵年輕人，「社會也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只要他們能夠好好把握，好好裝備自己，再加上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他們是不用擔心日後沒有『上流』的機會。 」大概在曾司長與一眾高官的眼中，像高鐵這類大型建設，就是要為年輕人提供「上流」機會。問題是，「80後」的年輕人需要什麼？一個漂亮的會所？

近日反高鐵的「80後」青年很明顯已回答了曾司長，他們身體力行，提出了不一樣的發展理想與政治願景，只是曾司長不太願意聆聽。至於其他「80後」的青年是否會按著中產家長與曾司長的訓示，努力「上流」？恐怕這不是一個實證的問題，而是一個價值與意識形態爭奪的問題，換言之，我們要保住「黃金時代」？還是香港有更多未來的可能？

「80後」這三個字，不該只屬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該屬於所有香港人，引領我們共同反省「80後」至今的香港社會。

■延伸閱讀﹕

1. Choi, Wing Yee Kimburley. 2007. Remad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People Use Hong Kong Disneyland. PhD Dissertation, Lingnan University.http://dl02.library.ln.edu.hk

2. Inglehart, Ronald. 1990.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嶺南大學    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轉貼：回應呂大樂的二○四七

呂大樂文章之相關討論：

(明報)回應呂大樂的二○四七

(明報)2010年1月3日 星期日 05:10【明報專訊】到了二○四七年，

如無意外，我將到達五十九歲之齡。

討論香港到了二○四七年的模樣這個題目上，

我想我們這些八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

也有表達己見的資格。

放不下的包袱

每當提起香港的發展，「香港本土價值是什麼？」是經常被提出的課題。接著，學者大概便會由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說起，大路的分析是﹕「大香港精神曾一度盛行，香港人的價值從比自己次一等的內地人中獲得。直到九七前夕，回歸的恐懼籠罩著香港，移民潮出現，香港人對共產黨的恐懼令香港人害怕面對回歸後的前景。回歸後的香港仍然一片混亂，香港人弄不清自己的定位。中國崛起，到底會發展至一個如何壯大的地步，還沒有人肯定地預測得到。雖然如此，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縱使已成為一個百分百的中國城市，實際上，香港人仍自覺跟內地人有別。但香港人的獨特之處是什麼？」說到這裏，他們便會停下來，然後不斷慨嘆茫茫前路。

在二○四七三部曲中，呂大樂老師為討論香港的前景提供了一個很廣的方向，暫以二○四七為目標，想一想未來的香港應該怎樣發展。迴響如何？似乎還沒有引起熱烈及持續的回應。筆者認為，原因不是呂大樂老師等前輩不夠努力，而是他們已經無能為力。他們的成長背景，是數十年前的香港，因此，他們對香港的印象，可能是瘋狂炒樓、四散海外避九七及嘲笑內地人的香港。對他們來說，要討論香港的發展，理所當然的要拿今天的香港跟當年的比較。然而，問題是，他們永遠也逃不出這個成長背景的框框。他們並不是在這個年代成長，又怎會明白這個年代的人重視什麼呢？在沒有年輕人參與討論的討論，他們除了緬懷舊香港，由歷史角度推算香港的發展外，能做到的不多。事實上，我們這一代最清楚香港近十年的情况，因為我們就是在這個環境下長大。

對中年人來說，香港近十年的發展是混亂的。但對於我們這些八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來說，其實香港一點也不混亂，我們反而對不斷討論香港價值的中年人有一種「自找麻煩」的感覺。他們經常在「呻吟」，有些人憂心香港即將失去本土價值，有些人更擔心香港將被大陸同化，甚至害怕香港人將被邊緣化，此外，又有擔心年輕人不中用等誇張的憂慮。

價值從來都是事後被確定的

老一輩希望香港能夠找到自己的價值，他們對這價值這般重視，是因為他們曾經擁有過自己相信的一套價值，有屬於自己的香港。然而，當這些「香港」消失後，他們便覺得生活得很不實在，於是很想盡快找出新的價值。可是，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炒樓香港的出現，不是因為有人希望尋求香港的存在價值，然後「炒樓香港」這個共同價值被選中，成為該年代的香港標記。價值從來都是事後被確定。他們以舊香港作參考，思考香港現今的價值，事實上無意地扼殺了新香港價值的形成。他們憂心，然後著急，最後還是得不出結論。上一代的香港人呀，其實只要你們先不要著急，多觀察香港實况，事實上，很多新的價值正在萌芽，但正正因為你們逼得太緊，當新文化出現時，你們便會立刻判定它是否屬於香港的價值，很多可能成為這個時代的價值就此被打壓了。

錯誤的成見

對你們來說，沒錯，前路未明，憂心忡忡，但不要把這一套說成是每一代香港人的想法。這樣做只會令更多年輕人對前景感到「無能為力」，繼而漠不關心，最後認定問題始終解決不了，只好認命。在你們申論自己的看法的同時，我認為你們要做的是，問一問我們的意見，並且不應抱有任何成見，或拿我們跟過去的香港人作比較。最近高鐵項目炒得熱哄哄，武漢那邊都通車了，香港這邊仍未動工。這是香港的大型基建，是香港人的事。事件亦惹來兩代香港人的價值矛盾，以此來討論隔代矛盾及本土價值，最好不過。

電視節目《大鳴大放》其中一集的主題為「高鐵爭口的咩」，由李鵬飛    主持。節目甫開始，李鵬飛便問陳景輝為什麼要反高鐵，陳景輝表明他不是原則上反對興建高鐵，只是反對現有的方案。接著，因為李鵬飛認定陳景輝不單止要反對現有的方案，而是反對以任何方式興建高鐵，即使陳景輝已清楚否認，李鵬飛仍不斷提出自己支持高鐵的理據，跟空氣辯論。基於不相信自己的判斷有誤，李鵬飛就像在辯論中找到對方說話上的小漏洞般，不斷強調說﹕「我很高興你不是反對興建高鐵。」自以為自己打了場勝仗，自我感覺良好。

討論的核心應是現有方案的反對理據，但李鵬飛沒有進一步與陳景輝討論方案細節的意欲。事實上，不斷列出高鐵的好處於事無補，反對者關注高鐵所帶來的壞影響，無論好處有多大，不正面地解決壞影響，壞影響仍在，反對聲音不絕。反對的年輕人就是不認同「只要大方向對了，影響無關重要」的舊思想。

認定年輕人都是胡亂反抗的則是個錯誤的成見。事實上，在香港，當年輕人開口說話，只要他們的思想較為激進，老一輩的人往往在聆聽前已認定他們只是一些不滿現狀，不懂珍惜現有一切的頑童。若李鵬飛甚至政府選擇正面回應陳景輝等人的反對理據，而不是認為自己的想法最正確，認為年輕人都是少不更事的，相信這類事件不會引起這麼長的抗爭。

李鵬飛以地鐵    為例，試圖證明興建高鐵的決定正確，他說﹕「當年興建地鐵的方案也遭到強烈反對，但幸好最後也建了。沒有地鐵，香港何來有今天的成功？為了長遠的利益，高鐵必需興建。」

香港今天的成就完全拜地鐵所賜嗎？再者，今天香港真的成功？用貧富懸殊的程度還是用快樂指數來量度？李鵬飛所指的「長遠利益」指的是什麼利益？誰的利益？是獨居老人的利益嗎？縱使當年興建地鐵的確為香港帶來很大的益處，這並不代表工程造成的破壞就是合理。同樣地，即使高鐵非建不可，也不代表清拆菜園村是應該的。

香港的定位，是頂尖國際都會，繁忙的金融之都。香港要成為這樣的城市的策略，是不斷跟紐約    倫敦    等地方比較，彷彿它們是不爭的指標。然而紐約人    自我身分的認同跟香港人全然不同。紐約扮演的角色，是美國    最有競爭力的城市，對於附近的城市，紐約市民會認為是同在美國扮演不同角色的地方，若不喜歡繁忙的紐約生活，他們大可搬到較寧靜的市郊或其他城市。香港的文化跟內地城市相距太遠，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價值觀，不容易適應。既然我們走不了，只好對自己的地方有要求。香港人對城市的關心遠比對國家的多。

還未認命的最後一代

香港人不是不愛國，而是根本對國家的意識從來都不強，從小便沒有「國家」這個概念。對大部分在回歸前成長的香港人來說，內地是個陌生的世界。因此，對香港人來說，我們在意的地方就是香港，而且只有香港。我們會討論香港各區應該各自扮演什麼角色，而不會關心香港應該在中國扮演什麼角色。

朋友告訴我，他的補習學生仍然會嘲笑自由行的不文明行為，仍然會不屑希望增強香港人國民意識的電視宣傳片。我相信，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還需要時間改變。在改變的初期，我們不可以只理會長遠的事，所有東西都為日後跟內地融合而做，而不理會活在當下的香港人。In the long run we all die，我們需要承認這個磨合期的存在。

有一班香港人，他們有國際視野，但喜歡把目光放在本土發展上，這班最後一代在殖民時代成長的香港人，很多正是近年提倡保育及本土價值的年輕人，然而他們正是今天在社會上被打壓得最嚴重的一群。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祖國。一夜之間，土地的管轄權改變了，但人的思想是累積的，記憶不能改變，亦不能刪除。要等九七前出生的人死去，需要數十年；要等新一代香港人有濃厚的愛國情操，亦絕非二○四七前可做到的事。然而，在這個後殖民年代，香港人的話題不是在想當年，就是在想一些我們這一代人不會經歷到的未來的事。屬於最後一班在殖民時代成長的香港人，相比起過去及未來，我更著重當下的香港。

文 曾慶宏

SS 2010

很累。

很累。

很累。

2月4日是立春，新一年的開始。忙碌的生活，維持了一個月了。身心也很疲倦，週末不是辦公事，便要辦私務。

好像一整月沒有自由自在地逛街，午飯時間是唯一可以偷閒逛逛的時光，替我止止渴。

幸好SS時裝已推出，可以供我眼睛去旅行。

photo: style.com

Vivienne Westwood SS 2010

我很喜歡VW的獨特及浮誇設計

擁有一個VW袋仍然是2010首十個心願

可惜總是看的順眼不順心

燥

呂大樂的click rate

作為大樂文章的追隨者。最近總會忐忑不安，為什麼他好像完全站於建制的一旁?

仍然未看分析文章，但願這場討論不會無疾而終。

不論任何立場，“肯多抱一分冷靜、耐性、和包容……對話和溝通是可能的……（蔡子強﹕需要世代對話，而非世代戰爭, 明報, 2010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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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想，溝通並是世代之間的問題，應該是不同價值觀的人需要溝通。

同一generation的人不代表，同一價值觀，不同generation亦不代表不一樣。

v. 08 feb 2010

我想…

繁忙的工作已經持續了兩週，想也想不到2010年減排出現了另一新戰線！

可能是工作忙碌（壓力？）所影響，上週開始出現善食易饑的情況。

吃過早餐、中午飯，未夠三點三已經想吃下午茶，八點半食過晚飯，九時許已經想吃一個生麵皇。

無論天氣是廿三度，還是十三度，想吃多於真的要吃……